古代民族一般都有“树碑立传”的传统，这种传统体现了人类历史意识的觉醒和历史书写的萌芽形态。“碑”与“史”都是保存历史记忆的载体：“碑”属于视觉载体（visualmedia），“史”属于文献载体（textualmedia）。“碑”往往带有文字，因而兼具视觉载体和文献载体的双重特征。“碑”与“史”因而具有某种同一性（identity）。

“碑”与“史”的同一性体现在罗马人的语言中。拉丁语“碑”（monumentum）原意是“墓碑”，与“记忆”（memoria）、“回忆”（meminisse）是同源词。费斯图斯说：“墓碑（Monimentum）为纪念死者而建，目的是保存记忆（memoria），如同神庙、柱廊、文献和诗歌。”这是碑的首要功能。“碑”与“警告”（monere）是同义词，这表明了碑的另一种功能。瓦罗在《论拉丁语》中说，“保存记忆具有警告功能。正如路旁的墓碑仿佛在警告人们死亡终将来临，因此把记忆书写下来，把记忆制作出来的东西都被称为‘碑’”。“碑”（monumentum）与“史”（historia）也是同义词。李维在《罗马史》序言中用monumentum指代古代文献：“建城前和建城伊始的事情，与其说是以确凿的文献（rerumgestarummonumentis），不如说是以富有诗意的神话传说流传下来的。”

在拉丁语中，有两个表达历史意涵的词汇：“碑”（monumentum）与“史”（historia）。那么，二者有何不同？其实，historia是一个外来的希腊语词汇，源自希腊语istor（仲裁人）、istoreo（调查）。historia原意指的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的事实”，引申为通过观察和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而获得的科学知识。希腊史学因而具有“求真性”特征。

西塞罗认为罗马的历史学家与希腊史家相比，缺乏文采，奥鲁斯·盖利乌斯认为罗马史家缺乏希腊史家的探究精神。造成罗马史学风格与希腊史学风格差异的原因在于罗马人的历史实践。

罗马人的历史意识萌发于贵族家族纪念祖先的歌谣、葬礼演说、墓志铭，以及执政官年表、凯旋将军名表、大祭司年表等官方记录。这类私人和公共的史学实践带有明显的“树碑立传”性质，旨在彰显荣誉，树立榜样。

罗马最早的史书体例是编年体（annales）。编年史是历史最悠久、最具本土特色的罗马史学传统。编年史起源于大祭司年表（annalesmaximus）。大祭司年表写于一块白板之上，限于空间局促，必定惜字如金，不求润饰。因此，罗马早期编年史家的叙事风格也具有“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平铺直叙，以共和时期历史学家法比乌斯·皮克托、皮索、加图为代表。帝国时期编年史作家以李维、塔西佗为代表，他们的作品体现了罗马史学的“纪念碑性”与希腊史学“求真性”的融合。

罗马史学的“纪念碑性”还表现在早期编年史家的治史态度缺乏客观性，往往带有政治偏见。这是因为罗马的历史学家一般出身政治精英阶层，而罗马政治实践具有荣誉竞争特点，作为荣誉象征物的“纪念碑”如凯旋表、执政官表、荣誉雕像等成为显贵争夺的对象和政治博弈的工具。因而，罗马人的政治实践本身带有“纪念碑性”特点。

西庇阿家族很善于制作和利用“纪念碑”进行个人宣传，也非常重视私人修史。该家族位于罗马城郊的墓地（公元前3—前1世纪）中出土了大量墓志铭，是留存至今罗马最早的私人历史文献。不过，对荣誉的过分追求有时会导致滥用“纪念碑”。公元前298年的执政官L.西庇阿·巴巴图斯的墓志铭的真实性就颇值得怀疑。他的石棺铭文写道：“他从萨莫奈人手中夺得了陶拉西亚和基萨乌那。他征服了整个卢卡尼亚，并俘虏了人质。”但是，李维的记载与之不同：“西庇阿出征埃特鲁里亚，弗尔维乌斯出征萨莫奈。”早期编年史家法比乌斯·皮克托着力宣扬本家族对国家的贡献；平民新贵老加图则故意不书贵族执政官法比乌斯、西庇阿等人的名字，以掩盖其功劳，用类似“除名毁忆”手段剥夺政治对手的荣誉。

“纪念碑”既能制造“记忆”，也能摧毁“记忆”。危害国家利益的人，经公民大会审判，受“除名毁忆”的惩罚。例如，被控告“僭主罪”的贵族前执政官卡西乌斯被家法处决，其家宅被夷平；同样，“平民煽动家”麦利乌斯也受到拆毁家宅的处罚，其家宅遗址成为反面教材的“纪念碑”。

共和晚期的史学也具有“纪念碑性”。军事强人苏拉、庞培、尤利乌斯·凯撒一方面通过举办凯旋式、建造荣誉雕像和公共建筑等“纪念碑性”实践彰显个人权威，另一方面通过撰写自传，为自己树碑立传。凯撒的《高卢战记》就是一座宣扬个人功绩的“纪念碑”，貌似客观，实际上有许多不实之处。以“高卢第一战”为例。凯撒声称，他亲自指挥军团打败了赫尔维提人，但是阿庇安和普鲁塔克认为不是凯撒，而是他的部将拉比埃努斯的战功。

帝制时代罗马史学的“纪念碑性”表现为史学、文学作品带有歌功颂德性质。奥古斯都的自传好像是一份彰显个人权威的“纪念碑”清单，把自己修建的“纪念碑”和获得的荣誉“纪念碑”都写了进去。李维、维吉尔的史学作品宣扬罗马帝国的伟大，犹如构建一座座“文字丰碑”。诚如贺拉斯所言：“我创作了一部宏伟诗篇，它将比青铜更耐久。”

罗马帝制时期史学的“纪念碑性”特征还表现在“史”与“碑”的兴衰几乎同步。公元1—2世纪，罗马的私人碑铭呈现井喷式增长。不仅显贵阶层，甚至被释奴阶层也争相建造陵墓。这一时期，75%的墓志碑铭出自被释奴阶层之手，图文皆极力自我美化。与此同时，出现了“自传热”，私人撰史之风盛行。

此外，罗马皇帝垄断了凯旋门、荣誉塑像等公共纪念碑的营造权，加强对文化的监督。据塔西佗记载，图密善皇帝以焚书的方式，对文化精英实施“除名毁忆”性打击。“众多卓越著作在广场和集会场被付之一炬。”

罗马史学逐渐走向衰落，表现为帝制时代的历史学家往往逢迎谄媚，为专制君主歌功颂德，丧失了希腊史学的“求真性”传统。塔西佗在《历史》开篇哀叹：“当全部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的时候，具有这种才能的大师就再也看不到了。历史的真相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损害。”迪奥·卡西乌斯对元首制极力赞美：“（奥古斯都）他将君主制与民主制相结合，保留了人民的自由，同时建立了秩序与安全。”帝制时代，罗马皇帝和王朝统治的记忆通过皇帝们修建的广场、树立的雕像和一座座凯旋门流传后世。历史书写也转向皇帝传记这类“纪念碑性”史书体裁。从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到佚名作者的《罗马皇帝史》，罗马作家为“好皇帝”树碑立传，对“坏皇帝”口诛笔伐，其褒贬笔法与政治生活中的“纪念碑性”实践相互呼应。

正如李维在《自建城以来史》序言中说：“你可以注意到昭昭史册中的各种例子的教训。”在罗马人眼中，历史是一座需要仰视，值得敬畏的“碑”（monumentum），它不仅保存记忆，还提供经验教训。这种历史观与古希腊人的“求真”史观不同，也与古代中国人“以史为鉴”的史观有所不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